谍海才女的跌宕人生

在30年代的旧上海,提到关露无人不知。她与张爱玲、丁玲齐名,是三大才女之一。她不仅诗写得好,小说散文也不错。赵丹主演的电影《十字街头》的主题曲曾被传唱一时,&ldquo
在30年代的旧上海,提到关露无人不知。她与张爱玲、丁玲齐名,是三大 才女 之一。她不仅诗写得好,小说 散文 也不错。赵丹主演的电影《十字街头》的主题曲曾被传唱一时,“ 春天 里来百花香,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,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,照到了我的破衣裳……”这就是关露写的。
关露的才华有目共睹。如果她像张爱玲那样,不参与政治,只埋头写作,也许她会留下很多感人的篇章,然而,这只能是也许。她的写作才华完全被政治生涯断送。
1939年11月的一个夜晚,关露正在为长篇小说《新旧时代》做最后的修改,忽然接到上级传达的一个任务,要她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——臭名昭著的76号,接近并策反当时的 特务 头子李士群。
这个任务本来是给关露的妹妹胡绣枫的,因当年胡绣枫帮助过落难的李士群的夫人,有着这层关系,去策反李士群应该比较容易。无奈胡绣枫忙于重庆的工作,便把姐姐关露介绍给了组织。
任务很突然,但怀着一腔爱国热情的关露还是爽快地答应了。
为了顺利完成任务,她不得不与恋人王炳南做一个暂时的告别。
关露告别王炳南时,王炳南送给她一张照片,背面写着:你关心我一时,我关心你一世。而关露则将诗集《太平洋上的歌声》送给他。
握手道别时,关露的眼睛有些湿润,想着他们初见面的情景:王炳南被朋友带到关露的家里,在她那有着清香的闺房里,两人畅谈很久。王炳南经历曲折,他曾经组织 农民 进行抗粮抗税斗争,做过乾县第一位党支部书记,又出国留过学。关露对王炳南的经历很敬慕。
两个人可谓一见钟情。
他们都是离过婚的人,在三十多岁的年纪碰上,已不再会要 少年 男女的那种激情,他们更想得到的是一种稳定的成熟的情感,让心踏实下来。
以后,他们靠书信增进着彼此心中的情意,也是这份温情,让关露在孤独的上海滩获得一丝慰藉。
王炳南是革命人士,他非常支持关露的工作。就这样,热恋的两个人为了工作分开了。

关露与组织派来的潘汉年有过如此的对话:
潘: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,你可不能辩护,要辩护,就糟了。
关:我不辩护。
当然,关露在说这样的话时,并没有想到此后的余生,她都会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份,打入76号魔窟。那时的关露看起来很显年轻。个子很高,很善于与人周旋。她每月都去拜访李士群夫妇一两趟,观察了解动态,搜索情报。李士群夫妇对关露很有好感,每月都送她200元钱,李士群还让关露陪他的妻子去逛街,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。
关露来到李士群身边之后,很快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摸透,原来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对 百姓 生杀予夺,却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。
关露将李士群的想法汇报给潘汉年,终于将李士群成功策反。
在关露做这些工作时,关于她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已经在上海滩传开了。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夷,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。
对于这一切,关露很痛苦,却无法去辩,她牢牢记着曾经与潘汉年说过的话,如果被别人说成汉奸,绝不辩护。
她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,很快就会澄清自己。
在完成了李士群的策反任务后,关露就给组织写了一封信,请求去延安。关露的妹妹很快将信转交给组织。哪知得到的回复却是,不宜回来。上海方面希望关露继续留下,为他们提供有用的情报。
关露得到消息之后,哭了一晚上。想到现在连好友也不 信任 她,也唾弃她,热爱的文字写作也无法进行,恋人也不得相见,便异常难过。只是哭过之后,她还是强打起精神,继续完成组织派给她的任务。
新的任务是让她去 日本 人办的《女声》杂志做编辑。《女声》是一本综合性月刊,每期打头的文章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谬论。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。关露去《女声》的目的是接近佐藤,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,找到日共党员,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。

关露在《女声》负责小说、剧评和杂谈。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,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,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,将大量版面占去。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,对关露来说,真是厌烦。
在《女声》工作工资微薄,甚至 生活 都成问题。关露日子过得节俭,早餐几乎都省去,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,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,这让她的身体非常虚弱,有时甚至会晕倒。如果到了 冬天 就更别说了,关露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,买不起木炭,实在太冷了,关露想去卖血换木炭。去了医院, 医生 却没有给她抽血,说她身体太弱了,会承受不了。血没有卖成,木炭也没有换来,关露守着寒冷的租屋过了一个冬天。
1943年8月,关露去参加“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”,这个会让关露很犹豫,因为参加这个会要公布名单的,那就等于关露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所谓的汉奸文人的身份。关露是有过犹豫的。上级组织却发下话来,如果去日本一趟,会看到听到许多情况,这个机会不容错过。
于是关露就去了。这次大会,关露被日方分给的讲话题目是《大东亚共荣》。关露把题目换成《中日妇女文化交流》,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,诸如中日双方语言不通,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,今后应该多学语言之类的话,蒙混过去。
果然,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,就看到一篇登在《时事新报》上的文章:“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,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,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,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。”关露的“汉奸生涯”达到了顶峰。
关露忘记了那些日子是如何熬过的,必定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她的内心,在敌营苦熬六年,终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。
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,以为所受的委屈可以倾诉了,她的罪名也可洗清了。谁知迎接她的是更煎熬的痛苦。
关露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,却发现“关露”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,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。如果要发表文章只能重新起名字,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。

关露心内委屈,上面却说:你为什么不能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?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,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。
比这更让关露痛苦的是,她接到恋人王炳南的来信,竟是一封绝交信。当然,这并非王炳南本意。他本是准备来迎娶关露的,去向组织上汇报,组织经过反复研究,得出的结果却是:关露是个好同志,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,在 社会 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,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,而王炳南长期搞外事工作,群众都知道他是共产党。如果他和关露结合,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,对王炳南以后的工作也不利。王炳南只能无奈服从。
关露没有想到,她热烈期盼的情感也成为一场幻影,这让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。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,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?她走在街头,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依然会指着她痛骂她,朝她扔 石头 吐口水。这真像是一种讽刺。关露回到住处,伤心地大哭起来。而更让她诧异的是,她在整风运动中成为重点审查的对象。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了。之后,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,两度入狱。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,有时神志很恍惚。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,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,不吃不喝。稍微清醒些,就是写那些没完没了的交待材料。
有一段日子,关露病情非常严重,她被送进医院治疗,出院后又回到单人牢房继续接受审查,八年的牢狱之苦,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又受到一次摧残。
她在狱中读《红色娘子军》的剧本,对洪常青与吴清华不曾相爱,深感遗憾。她认为:自古英雄情义重,常青焉不爱清华?就如同她认定与王炳南虽然无法在一起,但王炳南是爱她的一样。她在最孤独的时候,怀里揣着他的一张照片。照片的背面有她写的两句诗:一场幽梦同谁近,千古 情人 我独痴。
关露从监狱出来后,住在10平米的小屋里,以前爱 干净 的她,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,空气污浊,气味难闻。
1980年5月的一天,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被送到医院,查出是脑血栓。抢救过来之后,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,她也无法再写字,整个手连笔都拿不了。

1982年,潘汉年得到平反,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“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”,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。
得到这个结果,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。这年她已经75岁,大好 青春 年华早已不再,陪伴她的只有病痛与孤独。没几天,关露在家里吞食了大量安眠药,她终于可以不被人打搅地长眠了。
关露临死前,身边只有一个大塑料娃娃,无从想象她抱着塑料娃娃有过的凄凉。
关露死后,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,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送葬的队伍远去,没有人知道关露在写诗句“宁为 祖国 战斗死,不做民族未亡人”时的豪迈,那时她年华正好,是以男儿的胸襟打算为国家奉献一生的。